小空间,大生活

Macau | July 2009
Macau | July 2009

对于一个正常的男性、女性或家庭来说,他们需要多少空间才能过上舒适的生活?而又应该如何界定正常的男性、女性或家庭?我们应该如何来衡量他、她或者家庭?是从经济财力方面,还是从个性方面,或者从他们与其他人、周围的精神和文化空间的关系来判断?在网络空间里拥有成百数千的朋友,是否比可以把他们都请到你的家里来更重要?

对我来说,谈到“生长空间”时,最重要的问题是,如何界定男性、女性和家庭。几十年来,建筑和城市设计圈内就有关“生长空间”的问题已经进行了许多讨论,各种设计方案也对此作出了回答;有些人认为,居住环境的大小很重要;也有人认为,生长在高度多元化的城市环境很重要;还有人认为,与自然的关系最重要;更有人认为,这纯粹是市场导向的问题,与建筑设计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。同样,把设计精髓定义在高密度城市环境里,也是一个问题;到底应该如何界定正常的男性、女性和家庭?因此,观察这个城市的社会结构、了解它如何发展、它正在前进的方向,是很重要的;对于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来说,找到适合当地的解决问题才是关键。这样的话,我们需要改变,特别是在建筑设计方面,不能将一个设计文化里的楼层设计、住宅陈设和安排,简单地照搬到另一个城市。因此,除了着眼于从数学的角度来看最小空间的大小以外——关注功能性、空气流通和设计安排—— ,我们也需要考虑它的密度;同样一个80平方米的公寓,位于郊区或者位于城市中心,它的潜力是不一样的。位于郊区时,这个公寓就是你的生活中心,似乎必须容纳一切;而如果位于城市中心,这个公寓就成了城市生活更丰富的内容中的一部分。

Hong Kong | July 2009
Hong Kong | July 2009

Guangzhou | November 2009
Guangzhou | November 2009

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,欧洲一些建筑师想到了最少生存需求(Existenzminimum)这个 问题;他们为工人阶级设计并提供了很小的标 准化的公寓。他们的目标是为社会最贫困阶 层设计住房。这些要求是由德国建筑师Walter Gropius提出的,他注意到一个问题,住房、 空气、照明和采暖,是人们的基本生活所必 须的;他将“人们生物学上的需求提成到通风、照明条件以及很小的居住空间,特别是如 果这个空间经过技术上的正确处理”。最少生存需求(Existenzminimum)计划,于1929年向 国际现代建筑协会进行提案,提案内容是一个高效的双层公寓(公寓内带有楼梯)。这种住 宅类型随后又衍生为两个维数,从而使得标准化成为可能,成本得以降低。超越最少生存 需求(Existenzminimum)哲学的是标准化的影响,从那时起,它一直影响着房屋和塔楼的发展和设计。最少生存需求(Existenzminimum)的房子成了适合普遍大众的无所不包的成套消费品:客厅、餐厅、(法兰克福)厨房、卫生间、洗衣机,以及后来出现的冰箱、电视和汽车。这是最小楼层面积与获得各种消费品的最好结合,它使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,甚至在理想情况下,他们成为中产阶层的一分子。这样我们必须明白,追求生活空间里的最低要求,已经比在相对较小并且高效的城市里追求人类进步,更显得重要。当然,就个人而言,人们的生活质量正由于各种新产品(如今的电脑、手机和节能电器)得到提升,但在本质上,最小生活空间的质量问题,取决于我们如何融入到这个生存空间里,而不一定是如何设计它,或者它与周围的环境存在什么关系。而正是在与最小生活空间的斗争中,创造最小城市空间被一种奇怪的方式引领着。按照这种奇怪的方式,许多大型城市、郊区、房产开发都犯了重大的错误;最小生活空间——基于经济和财务参数,而不是生活水平——被设计到环境质量最低的城市和户外空间里。室内和室外生活空间的关系遭到阻断,两者之间的平衡遭到破坏,它不被我们当今生活的时代所探讨。

Beijing | April 2010
Beijing | April 2010

Beijing | August 2009
Beijing | August 2009

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我们需要重新考虑生活空间大小和城市空间密度的关系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,Delos Three(跨学科的智囊团,重要成员包括如希腊建筑师C.A. Doxiadis,美国哲学家、建筑师及发明家R. Buckminster Fuller,瑞士历史学家及建筑评论家S. Giedion 以及英国历史学家Arnold Toynbee)出版了一本书,名为《都市环境中人的认同(Human Identity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)》,其中有一篇文章名为《高密度居住》。他们对密度一词做了如下定义:

密度与干扰相关。(……)密度可能是负面的,可能引起不愉快的干扰,但同时密度也可能是十分正面的,它强化社会的凝聚力、治安等等。密度可能决定社会交往,适当的密度对城市文明创建做出了贡献。如果没有足够的密度,人们不可能与其他人取得接触。只有当密度过高时,它才会出现问题。

Shenzhen | November 2009
Shenzhen | November 2009

当我们谈论空间时,我们必须明白,我们所谈论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空间;是数学意义上的空间、生理意义上的空间或者是文化意义上的空间?在最小的空间里追求最丰富的生活,无异于追求如何定义当代城市文化和复杂的社会结构。与如今众多建筑师的想法相反的是,如何定义密度并没有通用的标准。因此,讨论居住空间时,我们必须具有文化敏感性;虽然我们倾向于相信,通过新的沟通和移动模式,人们会更加接近彼此,并且一般的生活方式会越来越相似,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差异会突然消失。空间创造的首要目标应该是创造社会交往;这就是更美好的城市可以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的原因。在《高密度居住》一文中,Delos Three智囊团这样描述二十世纪60年代的社会情况:

关于密度和拥挤,重要的是要记住,室内和室外空间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联系。如果公共空间的密度很高(从文化意义上来看),就必须降低家庭空间的密度,或者降低城市以外可用空间的密度。因此,在各个时间周期里我们都必须考虑空间带给我们的经验:无论是一天二十四小时,一周,一年,或者甚至是一生。经济因素和特殊利益可能会破坏公共和私人空间之间必要的平衡,是很大的危险——而这正发生在美国大地上。

总而言之,当我们谈论“空间增长”以及如何在小的空间里过上高品质的生活时,我们并不需要将其看作为一种创造——数学挑战,而将其视为一个必须被认真考虑的要求,这个要求决定着人们的生活、社会交往、经济、户外空间、流动性、无障碍性、多样性和密度。我们不能仅仅谈论室内空间,而不考虑到室外空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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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小空间,大生活” by Bert de Muynck (伯德孟) | MovingCities
Published in Interior Design China, July, 201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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